（《零公里》王族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）

新天水讯 【记者 胡晓宜】近日，天水籍作家王族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零公里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），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该小说通过讲述昆仑高原军人经历，让读者认识驻守在昆仑山的边防军人，以血肉之躯耸立起长城一般的伟大防线，并以无畏和不怕牺牲的壮举，维护祖国安宁的故事。昆仑军人的行为让世人为之感叹，他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，是当前社会最宝贵，也最值得传颂的英雄故事。

小说以驻守在叶城新藏线零公里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为关注对象，叙述他们在一次上昆仑山执行任务中，先后遭遇大风侵袭、高山反应、缺氧折磨、大雪严寒、身体患病、艰辛巡逻、无法回家、家属默默支持等故事，尤其在高海拔的多尔玛边防连，历经前后一年的生死故事。他们在饥饿的时候，用身体坚持；在危险的地方，用意志坚持；面对艰巨的任务，用信念坚持。他们无比顽强地到达最高的边关，让界碑永远伫立在边境线上，矢志不渝地把边关军人的精神传承下去。他们牢记军人职责和使命，无私付出艰辛和牺牲，凸现出了顽强拼搏、无私奉献的“昆仑精神”。

小说中的昆仑山，相对于当下社会和都市生活，犹如是一个被隔绝的世界，在昆仑山生存的人，必须要选择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，譬如在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境地，在不能改变缺氧和高山反应的环境下，便不容许你忧郁和多愁伤感，更无法逃避和放弃。正因为他们坚持了常人难以坚持的拼搏精神，才使灵魂和心灵为之慰贴，活得像界碑一样沉默而坚忍。这在当下社会中是弥足珍贵的生命精神。

王族系天水市麦积区党川镇人，1991年底入伍新疆叶城的一个汽车部队，先后在阿里军分区、南疆军区、新疆军区任战士、排长、文化干事、专业创作员等。2003年转业，现供职于新疆作家协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多部等。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，《中国作家》奖、冰心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在场散文奖等。有作品译为英、日、意、德、法、俄、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《零公里》后记

□王族

昆仑山虽然被称为“万山之祖”，平均海拔5500至6000米，是常人难以涉足的生命禁区。1991年12月至1993年5月，我是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一名战士，军衔列兵、中士等；先后担任过连队文书、驾驶员。汽车营驻地在新疆叶城的“零公里”（新藏线起始点），汽车兵只能在那里过一个冬天，第二年春天便要上山，颠簸四天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（在小说中被虚构为清水河）。当时有一句老话：在阿里汽车营，不仅要当汽车兵，还要当通信兵，更要当炊事兵。每次车队上山都要带一部步话机，遇到困难爬上军用电话线杆，打电话向沿途兵站求救。至于上山下山途中吃饭，都是自己动手做，是真正的餐风饮露。晚上打开携带的被褥露天而宿，虽然铺在褥子下的塑料布可防潮，但却不防寒，如果遇上大风，牙齿发颤与大风呼啸的节奏如出一辙。而下大雪则更难挨，第二天早上被子变得像雪堆，有的战士冻得无力从被窝中爬出。

艰苦环境对人的摧残随处可见，我有两位同年兵战友，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海拔较高的兵站，有一年我从狮泉河下山，夜宿那个兵站时碰到他们二人，一个一头白发，另一个已全部脱发。他们准备了饭菜招待我，那个晚上我们虽然频频举杯，但我却不敢去看两位战友的白发和光头。

新藏线从零公里出发，不久便爬上库地达坂，该达坂即昆仑山在新疆境内的喀喇昆仑山，当地人习惯把喀喇昆仑山简称为昆仑山，而驻防的军人则进一步简化，用“山上”或“山下”简而称之。当年我没有理解山上与山下之说的内涵，多年后才明白，山上的特殊含义是指五六千米高海拔、危险、缺氧、头疼、胸闷、孤独和吃不上蔬菜；而山下则特指氧气充足、安全、轻松和行走自如，即使是叶城那样的小县城，让下山的军人也觉得犹如是繁华都市。

山上吃不到新鲜蔬菜，发生在一位战士身上的一件事是典型例证。他在山上驻防两年，下山看见有饭馆，进去点了三份面：过油肉拌面、芹菜炒肉拌面、蘑菇炒肉拌面。老板说点一份就可以了，不够可以免费加面。他说我知道三份吃不完，但我两年没有吃拌面了，哪怕每份只吃几口，也要尝上三种。

山上的有些地方不长树也不长草，军人自从上山驻防便再也见不到绿色。有一位战士换防后下山看到树，车刚停便跳下去要抚摸绿色树叶，刚跑到树下却一头栽倒，年轻生命戛然而止。在山上长期缺氧，呼吸和肺活量已经变异，到了氧气充足的山下，生命反而不能适应出了意外。

有一年从山上部队下来三位藏族战士，一下车坐在地上软软地起不来。他们适应了缺氧环境，到了氧气充足的山下，反而醉氧。战士们扶他们进屋，神情复杂，感叹不已。

氧气，在山上的军人身上引发过数不清的悲剧。一位战士在巡逻中走在最前面，爬上一个山头后感觉有风，便回头招呼身后战友：快来，这儿有风，氧气多！话音刚落却一头栽倒，瞬间坠入悬崖，连队搜寻三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在高海拔地带不可激动，亦不可剧烈运动，那位战士犯了人在高原之大忌，丧失了生命。

山上海拔最高的是神仙湾哨所，是全军海拔最高哨所，5380米，年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。换防军人一到神仙湾便气喘胸闷，头疼欲裂，只能用背包带捆绑在头上，以减轻头疼。有一次我去神仙湾釆访，从连队到哨所要迈上一百多级台阶，气喘吁吁用了一个多小时。到了哨所与哨兵交谈，他们慢慢转过身，一字一顿说话。看着他们眼睛里的血丝，嘴唇上裂开的口子，让人一阵心酸。

一位战士在巡逻中走失，他向着连队方向行进，实际上因为错误判断了方向，越走离连队越远……最后战士们找到他的尸体时，看见他嘴里咬着水壶口，壶中已没有一滴水，他在绝望之中渴毙于高原。

山上与山下，并非简单或常见的距离，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，中间有无数达坂和雪山，常人不能轻易涉足，而军人则上上下下数年如一日，数次如一回。山上凛冽残酷，但因为与山下构成难以割舍的对接，所以山上导致山下发生了很多悲怆事件。有一位中尉干事与高中女同学通信建立了恋爱关系，那女孩从兰州到新疆叶城的阿里留守处（小说中用了代号供给分部）与那干事见面，无奈那干事在山上执行任务下不了山，女孩便在留守处等待，等到最后等来了那干事在山上牺牲的消息。那女孩返回时悲痛哭叫：我们谈了一场恋爱，连面对面看对方一眼也没有，连手也没有拉过一次。

留守处有一个邮局，有一位业务员是来自四川的军嫂，她丈夫在山上冻坏了腿，下山后等待部队安置。我有一次去寄信时听她与人闲聊：我们家老李，虽然腿废了，但人还是下山回来了，挺好的！我见过她丈夫，看上去有不幸中的万幸之神情。

山上有些地方的水不好，长期饮用会导致脱发、掉牙等。有一位连长的身体出了问题，本来从山上下来要回家探亲（山上军官都两地分居），却躲在叶城待了几个月，又悄悄上了山。后来得知他无法回去见妻子，只能就那样一年一年躲避。再后来听说他转业后离婚了，可能此后再也没有成家。

每年五月份换防，驻地群众夹道欢送，锣鼓喧天，唯有为丈夫送行的军嫂表情凝重，咬紧了嘴唇。换防车队远去，锣鼓声渐媳，军嫂们的脸上都是泪水。有一位军嫂没有等来下山的丈夫，她不能接受事实，每天去路口向山上张望。军嫂们都知道已经无望，但是仍然陪她一起等待，一起默默流泪。

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老兵，大多已当兵七八年仍然是战士，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转志愿兵（即后来的专业士官）。他们年龄偏大，未成家，但在昆仑山跑车，转志愿兵是唯一改变身份的机会。直至现在，他们压抑、焦灼和沉重的神情，我仍然记忆深刻。有一位山西籍老兵，在汽车营当兵八年无望转志愿兵，只能复员回去。在离开部队的前一夜，他悄悄开车出去，一直开到库地达坂下面，坐在引擎盖上望了一晚上昆仑山。天亮后他开车回到汽车营，对营长说，我难受……营长说理解，不追责，边说边转过身擦眼泪。

我们的营长身高一米八多，加之虎背熊腰，声如洪钟，站在队伍前面训话时，胆小的战士会发抖。他弟弟也当了兵，他把弟弟调到汽车营本打算予以照顾，不料弟弟在一次上山运输中遇到暴风雪，好几个脚趾头被冻坏截掉。他带着弟弟返回河南老家，一米八几的人进门后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好像一下子矮了很多。他父亲让他直起腰说话，他吞吞吐吐把弟弟的情况告知父亲，从头至尾都没有直起腰。

有一次，一辆车独自上山运输物资，抛锚后等待救援。因为缺水，正副驾驶员熬到最后，在绝望甚至崩溃之际，突然想到当时唯一含水分的就是尿，于是便用杯子接上自己的尿，闭着眼睛喝了下去。人体在昆仑山上缺水，承受能力很快就会到极限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他们只能喝尿。

阿里军分区的汽车兵，从叶城的“零公里”出发，一路经达坂、悬崖、冰河、峡谷、风雪、灾难、乱滩和泥沙。行进途中的一日三餐，要自己动手做。那时候只有土豆、萝卜、白菜三大样，唯一的调味品是军用罐头，但那样的饭（基本上都是面条）却越吃越香，多年后才明白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，是且吃且珍惜的心理反应。

新藏线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六千多米，汽车兵要时时忍受缺氧和高原反应折磨，到达清水河后个个都是土人，满眼血丝，满脸脱皮，嘴唇破裂。有一辆车在山上跑了20多天，下山后停在院子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散成了一堆铁。那辆车的驾驶员向连长报告：连长，我的车累死了！汽车营的车队往返阿里一趟，新兵回到连队后倒头就睡，而老兵哪怕再累也要在院子里坐一会儿，其情形无外乎说明，他们暗自欣喜：又一次从山上平安下来了！

以上这些皆为真事，被稍作虚构，写进了这部长篇小说中。昆仑山这样的地域，以及边防军人这一特殊人群，所发生事件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。由此相信，现实大于虚构，这不仅是写作状态，也是必然。

离开零公里的汽车营三十年了，如今写下这部小说，是回望，亦是交代。